ad.js

mg游戏摆脱有操作技巧

2018-09-04 20:09:57 来源:娱乐天地

本版文章纯属个人观点,仅供参考,文责自负。读者据此入市,风险自担。

在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微妙变化的关键时刻,《十一五规划建议》正式公布。该《建议》在关注环渤海地区、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同时,首次提出城市群概念。

什么是城市群,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,未来5年,中国区域经济经济重心是否会发生变化?

日前,本报记者就“十一五”区域经济的热点问题,对国家“十一五”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进行了专访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:《十一五规划建议》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,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。有条件的区域,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,通过统筹规划,形成若干用地少、就业多、要素集聚能力强、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。你对《十一五规划建议》高度关注加强城市群建设持何看法?

王健:城市群的提出对于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。因为在“十五”之前,区域发展主要的提法是沿海和内地,后来转为东中西的提法,“十一五”规划将从区域空间结构的角度上提出城市群的概念。

王健:都市圈战略是中国未来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。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,中国的都市圈必然形成。粗步估算,到2030年中国迎来人口高峰时,我国人口总量为16亿。按届时75%的城市化率计算,城市人口总量为12亿。增加的城市人口如何安置?

城市化和都市圈是唯一的出路。由于中国的平原面积为115万平方公里,其中90%在东、中部,约100万平方公里,所以未来增加的城市人口也必然集中在这里。如果每个都市圈以120公里为半径,覆盖的面积为4.5万多平方公里,则东、中部平原地区可以摆下19大都市圈,加上位于四川盆地的成渝都市圈,将形成20大都市圈。

目前中国仍有9亿农村人口,因此仍有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结构变动的巨大势能。即便到2030年,中国的城市化率上升到75%,与发达国家5%的农业人口比率仍有差距,所以都市圈经济增长潜力巨大。以GDP8.5%的年增长速度来计算,到2030年中国GDP总值将达到105.8万亿元,而20个都市圈将占到85%,创造出90万亿元的GDP,平均每个都市圈创造4.5万亿元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:20个都市圈似乎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,东部沿海地区多,而西部地区少,这是为什么?

王健:的确如此。目前有12个省区没有布局都市圈。这是因为都市圈只能建在平原,没有被纳入都市圈的省区,主要原因是省区内没有足够的平原面积。例如东部的福建省就没有纳入都市圈,福建的福州、莆田、漳州和泉州四大平原面积总计只有1865平方公里,其间还被山川与丘陵分割,不能连成一片。

中国的西南地区更是“地无三尺平”。虽然人口接近两亿,足够组成三个大都市圈,但只有四川盆地的平原面积可达3.9万平方公里,具有组建都市圈的条件。西北地区是黄土高原,地广人稀,主要城市间的距离常达数百乃至上千公里,无法在较小的地域内形成需求规模,因此都不具备组建都市圈的条件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:大量都市圈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,如何解决西部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?

王健:实际上都市圈的战略作用之一就是缩小地区差距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一直在扩大,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太过明显。一是靠近海岸线,有利于对外经济交流、发展贸易与吸引投资;另一个优势就是占有中国主要的平地资源,有利于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。由于天然禀赋的区位不可能改变,东部地区的优势将长期存在。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,因为远离沿海,又缺乏平地资源,无法充分展开工业化和承载大量城市人口,如果没有人口移动因素,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将面临长期阻碍。

实施都市圈战略后,可以在东部平原地区最大量地吸纳城市人口,包括从西部地区转移的人口。相对来说随着人口增加,东部人均收入上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;而西部地区因人口流出,农业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都能获得提高,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可以相应缩小了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:对于不具备发展都市圈条件的西部地区,发展之路应该如何走?

王健:重复走东部沿海地区的老路是不可行的。许多西部省份是资源大省,山水秀丽,在区位、交通等处于劣势。因而必须做大做强资源类加工业,延伸产业链,提高产业附加值,发展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。如果重走制造业加工这条路,竞争优势非常少,同时浪费了和破坏了资源和环境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:今年以来,在宏观调控影响下,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似乎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。在GDP增长和投资增速上,环渤海地区的各省市排名前列,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许多省市。你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重心正在北移吗?

王健:从短期来看,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以来,投资的重心由南向北移是比较明显的。一个标志是上半年山东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广东,从全年来看,山东成为第一工业大省问题不大了。广东从改革开放开始占全国GDP3%,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13%,它的经济总量增长离不开外资,特别是港资的推动;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,中国利用外资发生了变化,外资开始由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,同时投资结构和投资主体发生变化,以欧美资金为主;进入新世纪,外资开始关注环渤海地区,大量资金开始从珠三角和长三角转向环渤海地区。

外资的流向变化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。长期以来,外需是我国经济主要推动力量,今年1~9月份,我国GDP增长9.4%,而我国出口增长31%,对外资的依赖度非常之大。因而外资的流动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新增长点。

王健:主要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。在改革开放前,我国工业布局是东轻西重,南轻北重。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,目前中国正进入工业化的加速时期,中国不可避免地迎来重化工业阶段。在这种经济结构变迁下,中国经济增长重心也要发生变动。

上世纪80年代是轻型增长模式,在短缺市场环境下,消费需求增长较快,轻工业投资较快。改革开放后,香港向广东转移了家电等轻型制造业,同时这些轻型产业市场需求相当好。因而在十多年时间内,广东经济持续增长。

而到了90年代,长三角承接了新加坡、中国台湾省的高科技电子产业的转移,迎来了高增长。到了90年代后期,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,从家电转向住房和汽车,房地产和汽车的爆发性增长拉动了钢铁、水泥的等原材料行业的增长,而北方特别是那些资源大省经济增长自然表现抢眼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:随着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动,伴随资金由南向北转移,人力资本流动有什么特点?

王健:资金和人口的流动将相伴而行。在本轮经济增长中,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现象,表明人力资本也开始向北转移。从长期趋势来看,非都市圈地区的人口必须向东、北部的都市圈地区流动,加入那里的城市化进程。

根据测算,各都市圈之间的人口移动规模将超过1.4亿人。需要移出人口最少的是长沙都市圈,约185万人;需要移出人口最多的是成渝都市圈,需要移出人口接近7000万人。可接纳人口最多的是位于东三省的哈尔滨、长春和齐大(齐齐哈尔、大庆)都市圈,可接纳1.2亿人。从这个趋势来看,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从西南到东北方向。人口流动可能是波浪式的,西南地区的人口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流动,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人口向东北地区流动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:在资金和人力资本由南向北转移的背景下,中国区域经济是否会酝酿一次变革?

王健:随着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,从调整空间结构中寻找经济效益空间的压力必然显现出来。以美国为例,长期以来的经济重心在东北部13个州,在只占国土面积不到四分之一的区域内,集中了全美国50%的人口和70%的工业产出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,由于南部和西海岸地区新经济的兴起,出现了人口和产业重心向西南部地区移动的趋势,到了90年代中期,西南部地区的人口和GDP首次超过东北部地区,开始分化出新的经济重心。在这种趋势下,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,选择城市群或都市圈式空间结构为区域经济的调整方向,可能正是走入了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变革的大潮之中。

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(记者吴晶晶)我国首个数字高清电视频道——央视“高清影视”频道将于明年1月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播出,这也是全球第一个中文数字高清频道。

“高清影视”频道是利用高清数字技术制作和播出的付费频道,清晰度可以达到DVD的两倍。

据介绍,目前频道已储备了上千小时的高清节目,内容包括大量的高质量影视剧和纪录片。频道还将转播包括2006年世界杯在内的重大体育赛事、现场演唱会等。

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德国的访问,在德国经济界看来像是一个节日——无论是对翘首企盼的世界电气巨人西门子,还是其他公司——那些希望把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卖到中国的企业。

10月底,位于德国北威州的蒂森克鲁伯集团就已经开始忙活。因为他们和西门子共同持有大多数专利的磁悬浮技术峰回路转——乐观的德国人认为,在一度沉寂的磁悬浮领域,他们又一次在上海到杭州的线路上看到了希望。

蒂森克鲁伯还有更多的期待。他们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气化煤技术同时转让给中国——通过这一技术,可以从气化的煤炭中得到动力燃料,例如柴油。

能源问题成为即将过去的2005年的一个关键词,对中国尤其如此。在这一背景下,中国丰富的煤炭和相对稀缺的石油资源,成为蒂森克鲁伯用以推销他们“气化煤”技术的最好说辞。

如果能够经济地将煤炭转化为石油,对中国这样资源禀赋的国家,无疑是巨大的诱惑。根据公开的资料,中国煤炭的可采储量为1145亿吨,而石油,不过65亿吨。

德国人的乐观似乎可以理解。11月8日离开北京之前,胡锦涛为7日在北京召开的“国际再生能源会议”发去了书面致辞,在致辞中,胡锦涛强调了在这一领域“技术转让”方面国际合作的重要性。

实际上,德国媒体得意地宣称,这次会议,主要就是由德国赞助和筹备的。

这正是德国人“周密安排”的一部分。之前的10月29日,蒂森克鲁伯的子公司——乌德公司技术部门的负责人拉德克,已将总额为13.3亿欧元的一份合同建议,呈交给了位于中国山西省的潞安矿业集团。

随后的11月2日,德国方面将一份意向书草案发往中国。目的是赶上胡锦涛10日至13日对德国访问的“东风”,他们乐观预计,这份合同可能会在这一期间签署。

虽然无论煤炭还是由它形成的“煤化油”都并非再生能源,但其意义都同样重要。

乌德公司选择潞安的原因有两个:一个是,潞安所在地山西和乌德所在地北威州是“友好省份”;另一个是,潞安是中国大陆最早探索类似技术的企业之一。而早在今年4月,双方就已经开始在另一领域——煤层气利用领域展开合作。

在胡锦涛展开他的德国之行之前,北威州的经济部长克里斯塔·托本,刚刚结束了她的中国之行,她的行程中的一项重要安排,就是前往山西牵线搭桥——然后,在她回国时,她为乌德公司带回了一个“价值可能超过13亿欧元”的好消息。

《财经时报》对潞安集团采访得到的答案,可能会让乌德公司稍稍有些失望——他们的良好愿望可能一时难以实现,因为潞安自身的实力可能无法承接超过130亿元人民币的这一大项目。这家拥有2.8万名职工的公司,固定资产为53.8亿元,年销售收入尚不足30亿元。

但他们也不必过分失望,因为另一家国家公司神华集团(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)正致力于这一技术的产业化,并且希望在2010年前,“煤炭液化形成油品及煤化工产品能力1000万吨”。而这家公司,无疑具备这样的实力。

按照潞安方面的计划,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年产16万吨煤基合成油的示范厂,而这个示范厂的生产线,就是将来产业化基地的第一条生产线。但是潞安方面称,他们之前采用的,是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的技术。

德国是这一技术的发源地。二战时期,这一技术就已经出现;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,世界能源危机发生之时,德国人就让这一技术实现产业化成为可能。

当时的预计,在新世纪来临之前,每年将需要约2200万吨煤用于气化。但是由于在随后的80年代,世界石油价格一泻千里,这一技术随后被束之高阁。

2004年之后,当新一轮能源危机迫近的时候,这一话题再次被摆上了桌面。尤其在煤多油少的中国,似乎很快要形成燎原之势。

除了中国的自有技术,德国人在中国,也有着外来的竞争对手。其中最大的一个,即是来自南非的萨索尔公司。早些时候,萨索尔已经宣布,将与神华集团和宁夏煤业集团,开展同样的合作,“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可行性研究”,其目标是在陕西和宁夏各建一座日产能力为8万桶合成油的工厂。

萨索尔的竞争力让德国人也感到了压力。1955年该公司在南非建成第一座由煤生产燃料油的工厂,到目前为止已累计从8亿吨煤炭中生产出15亿桶合成油,其生产能力在日产15万桶油的水平。

另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是美国人,今年9月,世界最大的私营煤炭企业美国博地能源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。虽然博地宣称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将更多精力放在卖煤上,但是这家公司强大的技术实力,也让德国人难以忽视。

所以德国人争分夺秒,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,他们将在半年内,向中方提交详细的合同内容。

德国人的计划是,在中国利用这一技术方兴未艾之时,在产业化过程中,向中国兜售他们的“第一批”设备。他们似乎不必为市场发愁,根据专家的预计,在中国,这一市场的潜在份额是3000亿元人民币。

比“煤变油”更经济的,是“气变油”。中国人对煤层气最直接的认识,源于频发的煤矿事故。在中国,绝大多数的煤矿矿难,特别是爆炸事故,都和煤层气有关。实际上,煤层气最主要的成分,就是瓦斯。

目前世界拥有的煤层气资源总量约为240万亿立方米,这一特殊资源的国际排名中,中国位居第二(最多的是俄罗斯)。据测算,中国浅煤层的煤层气储量约为30~35万亿立方米,大体与陆上天然气总量相当,更相当于350亿吨标准煤或240亿吨石油。

按照2004年的统计数字,这一规模相当于中国17年的产煤总量,或者130年的产油总量。

2000年9月,中国的第一座瓦斯发电机组在山西晋城建成并开始发电。现在,在中国煤层气利用最先进的这一地区,有18座煤矿建设了燃气发电机组,共63台。

虽然已有专家称,由于中国煤层气储存自身的特殊性,当前对煤层气利用的最成熟的技术是发电,但是,利用煤层气制造燃油(气变油)的技术,实际上已经在国际上广泛存在。

今年4月,包括乌德公司在内的德国北威州煤矿企业代表团,即前往潞安集团,座谈“煤层气及瓦斯抽放发电组”事宜;10月,中国的黑龙江矿业集团,已与香港和加拿大两家公司合资,计划投资50亿元人民币,建设一个利用煤层气生产柴油的项目,而这一项目,也将采用德国技术。

责编: